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义，完成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实体的内涵、结构和属性等方面的学理建构，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贡献。
讲清楚了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是对“各民族总称论”“建构论”的学理超越
《概论》从理论、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代实践等方面，讲清楚了中华民族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民族实体。
众所周知，我国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但百余年来，我国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阐释，主要侧重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层面，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长期停留在“各民族总称”层面。
《概论》关于中华民族的定义，完成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概论》指出，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孕育，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实体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历经约400年的大动乱，不仅没有使中华民族的各个部分走向分殊，反而极大促进了各民族大交融，为隋唐以后中华民族在更广阔的范围走向统一打下了基础。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确立。晚清，各民族协力推翻封建帝制，努力将传统中国变革为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推动近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投身革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可以说，《概论》关于中华民族的定义，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的科学阐释，也是对“各民族总称论”和“建构论”的学理超越。
完成了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伟大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叙事：一是“版图中国”的历史叙事。谭其骧先生在1991年提出“版图中国论”，依此学说，中国史就是1840年之前中国版图上中原政权、边疆政权共同发展的历史，吐蕃史、高句丽史、魏蜀吴三国史等都是“版图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主权中国”的历史叙事。二是56个民族的历史叙事。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代代民族史学家深入研究各民族历史渊源、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史料线索。三是古代民族关系的历史叙事。传统古代民族关系史叙事，从民族平等视角观察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但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缺乏阐释。
与上述中华民族历史话语叙事不同，《概论》以“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导，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围绕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展开历史叙述，揭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孕育形成、自在发展，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这种历史话语叙事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升华，是对传统史观的扬弃，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了学理依据。
《概论》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有助于纠正两种历史叙事偏差：“王朝中国”叙事、“外化于中华民族”的话语叙事。
一方面，“王朝中国”叙事最典型的表现是王朝史的编纂，以历代王朝为主线，以边疆地区为副线。这种叙事主线鲜明、逻辑清晰、便于写作，但落脚点是古代中国的王朝史，容易让人忽略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价值，产生“中华民族史就是王朝史”的错觉。
另一方面，过去，有些历史文化叙事只追溯某个古代部落、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的故事，强调独立的族源、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特定地区的关联等，容易导致出现“外化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偏差。
这两种历史叙事，都潜在地解构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体性，不利于全面客观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但已经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疆域观念；战国时期，纷争不断，孟子提出了天下“定于一”的主张；秦汉以后，“大一统”格局逐步形成和发展；及至元、明、清三朝，实现了统治疆域辽阔、政治局面稳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的局面。“大一统”观念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各族儿女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承和发展了“天下观”“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等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近代以来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概论》以“四个共同”为指导的叙事，强调先秦时期就孕育并影响历代王朝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以“大一统”为制度载体，各民族双向互动为主要表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从《概论》“四个共同”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融合形成的统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日益增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日益紧密地成为文化相通、血脉相融、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综上，《概论》关于中华民族是“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的叙事，鲜明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属性，不仅对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的内涵、结构和属性的学术争鸣给出了权威性定论，而且为新时代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